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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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齡化社會中，如何面對死亡，是愈來愈多人須深思的課題。
醫療科技挽救生命，卻也模糊了生與死的分野。《紐約時報》記者凱蒂．巴特勒（Katy Butler）在《偽善的醫療》書中指出，自一九六○年代維生系統問世以來，創造了半死不生的生命狀態，產生「植物人」、「腦死」的新詞彙。儘管治療令生命品質低落、醫療成本高昂，醫病關係緊張，醫護人員也難以脫離「救命」的角色責任。
為了結束痛苦，包含許多末期病人在內，感覺自己走投無路之下就會嘗試自殺，但世界衛生組織（WHO）等研究皆指出，每十到五十名嘗試自殺者當中，只有一名會成功；不論成功與否，都令親人受苦，社會資源也受到影響。
在華人社會中，死亡常是避談的話題。病人在親友密切的網絡關係中，滋生面對疾病和死亡時的複雜情緒；尤其在「孝道」的家庭倫理影響下，病人未必能夠自由決定生死。曾有媒體調查反映，九成以上民眾願意在末期時放棄維生醫療，但六至七成的人卻希望家人能多活幾天。家人在經歷情感上的不捨和煎熬時，也可能因彼此意見相左，而不敢承諾，難以真正尊重病人意願。
因此，「適時死亡」成為有識之士奮力爭取的目標。所幸《病人自主權利法》終於在二○一九年元月上路，讓人們在意識清楚時，能夠針對日後病重時，預先選擇接受或拒絕的醫療照護，透過與專業醫療團隊諮商，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此舉可望緩解病情無法逆轉時的道德困境，翻轉《醫療法》架構下，病人無法拒絕各種延長生命措施的單一立場。
本期主題報導中，臺北慈濟醫院第一批預立醫療決定書簽署者中，有慈濟志工朱文姣。她在照護不同親人的經歷中，深感需坦然面對死亡，也持續和家人談論生死，相互了解內心的想法感受。
協商過程的可貴，在於彼此共同創造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生命誠有限，但在終點前回顧人生旅程，會發現一步一腳印的無憾，以及還有機會表達的愛與善念。
在身體健康時發揮良能，有病痛時預先自主決定如何劃下生命圓滿的句點，這是人人可以為講師的生死教育。如此一來，往昔令人畏懼與忌諱的死亡，將轉化為饒富意義的「善終」，啟發生者產生勇於面對日常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