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做志工多年，真心希望人人都能跟親人討論生死，如何對病重時的醫療處置預做選擇；在這麼多不同場域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推廣經驗中，最讓我難忘、挑戰性最大的，莫過於在花蓮和一群老人家分享……
《病人自主權利法》在二○一九年元月上路，而我在二○一七年三月便取得《病主法》核心講師資格，在醫院做志工多年，真心希望人人都能跟親人討論生死，如何對病重時的醫療處置預做選擇。即便這並非是我的專業領域，我仍樂於推廣。
猶記得最早面對醫院裏上百位的醫護人員宣導《病主法》時，我感到不安，因為這似乎挑戰他們的權威。之後，養護機構家屬雖面色凝重，但頻頻點頭的神情，深刻地印在我的心底；後來宗教團體信眾急迫簽署的模樣，讓我又驚又喜。
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是家屬，也可能是病人本身。為了積極推廣善終，我在慈濟大學開設了「安寧療護」的通識課程，讓學生了解生命末期的無常變化，以及該怎麼因應。倘若能影響一位同學，就能影響一個甚至數個家庭。課程中的重頭戲是期中作業「預立醫囑、預立遺囑、生命回顧」，許多同學分享積極跟父母討論人生大事的種種。我心想：華人最忌諱的生死大事都能談了，家中還有什麼不可談呢！
在這麼多不同場域的推廣經驗中，最讓我難忘、挑戰性最大的莫過於在花蓮社區長者關懷活動據點的課程。首先是語言，長輩曾跟我說：「聽你講臺語就艱苦。」其次是時間短，兼要帶團康活動，聽眾又多是暮齡的長者。
不料，一切的擔心都是多餘的。臺下的老人家熱情配合團康，不會嫌我的破臺語，在我直接挑明說人生的「大代誌」後，一位老人家便上臺分享自己百歲婆婆的急救經驗。讓我更意外的是，現場一半以上的長者都已經簽過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俗稱不急救同意書），比我在臺北宣導時所見的比例還高。這說明他們曾經歷親人生命末期就醫的煎熬與不忍，再者，這可說是醫院與社區志工長期陪伴與衛教的成果。
這群花蓮的長者真可愛，有智慧且具生命韌性，可伸可屈，增添了我日後繼續推廣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