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慶徽在辦公室休息時會使用電腦播放〈想師豆〉樂曲，端著茶水望著窗外靜思精舍的方向。
十八年前，我擔任SARS 專責醫院執行長，
種種經歷刻骨銘心，是不願意再想起的一段歷程……
而今新冠肺炎疫情，宛如人類歷史重演，
記取瘟疫的可怕，還要正確地去理解和防範。
十八年前，我擔任SARS 專責醫院執行長，種種經歷刻骨銘心，是不願意再想起的一段歷程……
而今新冠肺炎疫情，宛如人類歷史重演，記取瘟疫的可怕，還要正確地去理解和防範。
二○二○年初，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發生了，一種很類似SARS的新冠病毒引發嚴重肺炎，迅速衝擊全世界。元月二十一日，花蓮慈濟醫院林欣榮院長請我在志工早會時，先向上人與全球志工分享這波疫病的走勢分析。疫情初期，即使相關資訊很有限，但仍足以從數字變化和病例分布大膽推論，「非常有可能」已發展成有效的人傳人疫病，萬一猜想成真，春節期間大規模的人流移動潮恐將加速病毒的傳播。為此，我提醒志工們一定要勤洗手和戴口罩，也暫時不要出國旅行。
我呼籲大家要戴口罩，事後引起不同的聲音，有人提出疑問，這樣會不會引發不必要的恐慌？我將狀況回報給林院長，他引用了一句《靜思語》勉勵我：「對的事，做就對了。」
我請託何宗融副院長，協助請購大量中藥材，之後得以製作有助於提升抵抗力的防疫茶給同仁不時補充；也拜託總務室沈芳吉主任多準備一些防疫裝備；再聯絡檢驗醫學科張淳淳主任趕快準備檢疫相關備品，她信心滿滿表示都有多買。不過，淳淳很聰明，舉一反三，隔日她回報：「羅副，你昨天來電話後，我想一想，又訂了更多！」所以後來幾個月疫情進入延長戰，實施更嚴格的防疫醫療物資管制，我們醫院始終備有充足的試劑供應前線。
院部主管都有共識：「一定要把花蓮、慈濟醫院和靜思精舍守住。」不只是病人，醫院工作人員、精舍師父和志工們，還有整個花東地區，都是我們全力以赴的守護對象。
二○○三年，松山醫院成為臺灣首間專門治療SARS病患的醫療院所，慈濟人送愛防疫，羅慶徽接收物資。（攝影／王輝華）
路過幫忙
從翻譯變執行長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把我的記憶拉回了一直不願意再想起的SARS。二○○三年，國軍松山總醫院成為收治SARS病患的專責醫院，整家醫院急診、門診全數暫停服務，專門治療從各醫學中心確診而轉送來的SARS患者。有人形容這比封院還可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意謂著醫療團隊不用再花時間篩檢、照顧「不是」SARS的病人，雖然這個做法很優，還是希望臺灣永遠不會需要再用到。
早先我從國軍松山總醫院調任到三軍總醫院當主任的時候，為了兩個孩子的就學需求，仍借住在松山的宿舍。國軍松山總醫院的前身就是空軍總醫院，也是我出國讀書之前服務的地方，所以很熟悉。
那天是星期六，我經過院區外，人來人往十分異常，碰巧遇到衛生署約了美國疾病管制署的人來臺協助防疫，我就順道陪同進去醫院做一下翻譯，協助聯絡和討論事務。兩個小時後，我想也該告辭了，他們卻開口問我可不可以繼續幫忙？時逢週末，我便答應下來，連續兩天都到院幫忙。
週日下午四、五點，時任松醫抗SARS專責醫院總指揮的李建賢醫師跟我說：「羅醫師你一定要留下來幫忙。」我直言假日沒問題，但明天要上班，「我是軍人，不能聽你們的。」
陪同外賓的黃芳彥醫師就此展開電話聯繫，先打給國防部長徵求同意，聽聞我只聽直屬長官的，又再打電話給軍醫局張聖原局長，接著又致電給三總的陳宏一院長，要他跟我講：「好啊，你留下來幫他們一星期。」既然陳院長指示，那我就聽命行事。
沒想到，原本的路過，走進一個意想不到的發展，演變成「國軍松山總醫院抗SARS專責醫院執行長」的特別任務，而說好的支援一週，終究變成四十幾天無法回家。
志工虔誠為松山醫院隔離人員祈禱，希望大家皆平安出院。（攝影／牛成德）
一臺音響
在難眠的夜運轉
當時，由臺北榮總、三總、馬偕、國泰、新光及長庚醫院等六家醫學中心各派一位醫師及六名護理人員到松山醫院，輪班對SARS病人的照護工作。
成員來自不同的醫療體系，雖然有能力也有心，但該怎麼合作？該怎麼指揮？我身兼執行長，對內的協調溝通全部落在我肩上。在那段非常時期，不管收到什麼需求都必須盡快解決，從物資補給到病床調配，個人防護裝備的穿戴標準，治療方式的統合與共識，每件事情的時間壓力都很緊繃。
期間什麼光怪陸離的需求都有，而我就是要當聯絡所有事情的那個人。缺乏食物，找羅慶徽；缺乏裝備，找羅慶徽，需要什麼都找羅慶徽；雖然每個人都知道那個羅慶徽脾氣不好，可是大家遇到問題，還是通通找我！我自嘲這也是一種好人緣啊！
有位女性病人來告訴我：「我月經來了。」「咦？跟我講幹嘛？」我的反應也很直接。「執行長，我出不了院區啊！」這時我才會過意來，連忙道歉，「好好好，我幫你想辦法。」趕快找到志工幫忙代買衛生用品回來應急。還有人跟我說他的狗狗在家裏，但他現在被隔離了，沒人給狗狗食物與水……
期間，慈濟志工團隊來醫院送素食便當，也送很多物資，有趣的是，我收到什麼都發下去給團隊，唯獨偷偷留了一臺可以播放錄音帶的手提音響。晚上吃了精神科醫師開的安眠藥還是睡不著的時候，就放錄音帶聽證嚴上人講法。大部分的內容是似懂非懂的，不是我閩南語不好，也許是因為心裏有太多事要處理，躺下之後還是無法放空，可是那聲音卻能讓我放下掛慮，進而入睡。
大概過了半個月還一個月，我又開口跟慈濟要了第二臺手提音響，「聽壞掉了，請再給我一臺。」專責任務持續了多久，我就聽了多久的開示入眠，那一個多月期間，我哭得可多了，全靠那臺機器擺脫失眠。
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近慈濟。那種情況、那種處境，志工團體來來去去，奇妙的是，慈濟人還留著，或者該說是「慈濟人一直都在」。
剛開始，醫療團隊是沒有隔離衣這項防疫裝備的，因為臺灣從來沒有這樣嚴重的疫情發生，感恩高雄慈濟志工日夜趕製防護衣，再專程送來松山醫院，讓醫療團隊全部都穿上了防護衣；這項提供防疫物資之恩，多年來始終銘記於心，後來當高雄慈濟人邀約我演講，我非去不可，因為「有恩報恩」！
羅慶徽為肝膽腸胃科專家，門診期間與患者親切互動，看診耐心且十分幽默。
醫者煎熬
與瘟疫生死拔河
物資逐步到位後，每餐想要吃什麼，絕對有人幫忙準備好，可是我的體重卻直直落，一個月就少了八公斤。這輩子減肥就只有那次成功，原因就是壓力。
每天在面前輪轉的、包圍我的，都是人間最殘忍的生死拔河。早上看了一位病人的肺部X光片，下午再照一次竟然全白了！天哪，這位病人可能不行了嗎？隔天早上就聽說他逝世了。死亡就是這麼讓人措手不及。但是身為第一線醫療人員，我們必須振作，因為還有不知道多少病人需要援救，我們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黯然淚流。
另外，由於病床數有限，為了管制入院人數，我們請其他醫院先傳真病歷摘要過來，進行判讀，再決定是否收治入院。每天都有幾十份傳真病例躺在那裏等著判讀，可是眼前醫院沒幾張空床啊！我們擔心病人進不來，又不能讓不是罹患SARS的病人進來，當年全臺灣的每位醫師都是第一次和SARS交手，在那麼緊促的判別時間裏，有沒有可能誤判？我們雖然忐忑，但也只能互勉盡力，不能因為害怕萬一做錯而暫時停下腳步，與SARS生死拔河，分分秒秒都不可以耽擱。
一開始我們只能收一百多床，後來慢慢擴充到五百床，不管有沒有收滿，只要病人進來就是壓力。另一方面，我們誰也不敢說自己不會染疫。我家就在松山醫院後方宿舍，但我暫居在憲兵司令部營區，有四十幾天沒有回家，深怕萬一自己被感染又傳染給家人。那段時間，太太來送東西，只能擺放在遠處，我再去拿，遠遠地看著彼此，不能太近、不能擁抱……
松醫團隊中，有一位年輕的護理師支援結束回去後就發燒了，好在她有活下來，但也留下了一些後遺症，聽說走路都會喘。你說我怎麼會不難過？對我來講，這不是故事裏的人物，他們是在真實的世界上，與我一起執行艱難任務的夥伴啊！
醫療人員在這麼艱困的形勢下盡心盡力守護臺灣已經夠難為了， 有位同仁下了班去理髮，理髮師得知眼前這位客人在松山醫院工作，他就不剪了。看到醫院員工頂著剃了一半的頭髮走回來，我可以理解理髮師的害怕，但是無法接受同仁受到這樣的對待，打電話給理髮師，跟他說我第二天要「公開感恩他專門替松醫同仁免費理髮」，最後他過來醫院一趟，幫同仁把頭髮理好。
目前擔任花蓮慈院精神醫學部心理治療及諮商中心主任的林喬祥，當時在團隊中承擔起特殊功能。
有一天早上接到他的電話，第一句話就說：「大哥，我們又損失了一名同伴……」那時，高雄醫學大學畢業的年輕醫師林永祥因為染疫不治殉職，電話那頭，林喬祥醫師一直哭一直講；我因為不願意在計程車上讓司機聽到我們的對話，決定下車走路，沿途聽他傾訴，講到手機熱得發燙，輪流換手拿，又拿出手帕包著繼續講，一只充飽電的手機就這樣被他哭到沒電。
當時說什麼我都不能讓通話斷掉，不給他時間讓他哭完、把壓力釋放完，我也很怕他會出事。一位精神科專業領域的醫師都有這麼嚴重的反應，可以想見當年那樣緊繃的狀態下，對我們這群人來說，每個衝擊都是超大的壓力！ 現在的我只要偶爾服用半顆安眠藥，大概就昏睡到第二天中午了，但那段時間，我連吃兩顆安眠藥都還睡不著。
林喬祥醫師本來已經談好要到花蓮慈院服務了，SARS發生時，他主動跟慈院說要晚一點報到，接著就志願進駐松山醫院支援。他的精神醫療專業學識、人文素養各方面，都是醫療團隊很大的依靠，是我們所有人的情緒垃圾桶，那些沉痛的、脆弱的、包含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的恐懼，只能向他傾倒。
正因為如此，當他需要宣洩時，我必須要接住，因為我們是相互依存的夥伴，否則要怎麼去捱過那段日子、要怎麼面對種種未知的考驗？那段歲月已經遠去，當然不希望再來一次，但一想到當時有彼此在，真是太感恩了。
沒見過面
親近如生死與共
那段時間，我主要接觸的是松山區慈濟志工，但其實我們沒有見過面，頂多通個電話。但是人生多好玩，就在SARS結束之後過了幾個月，有一次我與女兒到宿舍後面的公園走走，一位慈濟師姊正在帶活動，我聽到她的聲音，就直接走過去問：「你是游美雲對不對？」「對呀。」她也沒問我是誰，但我們兩個人就抱在一起。
女兒一直笑，然後問我，「這是不是又是你SARS的朋友？」我說對呀。這種感覺，說是革命情感也好，說是合作默契也算，感覺就是很親近，生死與共的經歷，熟悉到毋須多言就能辨識到彼此，而這種感覺，只發生過兩次，另一次是與支援和平醫院的璩大成醫師（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副總院長）相認。
SARS期間，我們經常通電話，相互交流，彼此扶持，他還曾經因為發燒而疑似「染煞」被隔離並通報為病例。其實那段日子裏，整個時空感、病識感都容易發生錯亂，我也有一次誤以為自己發燒而非常緊張。
SARS疫情結束後過了一年多，忘了是在哪裏相遇，我們一聽到彼此的聲音，兩個大男人就緊緊抱在一起，沒有人先開口。過了好一會我才說：「真好，我們都活著！」
雖然不同院區，但你知道有另外一個人也處在相同的處境，可能跟你一樣慘，一個人要搞定一所醫院裏面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睡，更要想盡辦法讓病人活下去，還要應付外部各式各樣的壓力，最難的是要在眾人面前裝堅強，而你跟他都清楚知道，我們都不能一走了之，要好好守到最後一刻─守住最後一個戰友、病人！
羅慶徽忙碌於臨床、研究與行政管理，看診、巡房同時也非常重視陪伴同仁並傳承經驗。
記取教訓
正確理解與防疫
我目前在花蓮慈濟醫院的工作範疇，涵蓋行政、教學、研究和臨床，要陪伴許多同仁，協助處理他們在工作遭遇的各種狀況，也要帶學生寫文章、做研究，自己的長照領域更要顧好；而臨床工作對我來說是最有樂趣的，好想多做一點，卻實在太忙碌了。
這次我們面對的新冠病毒，雖然肉眼看不見的它，但威力之大，卻讓全球人類活動不得不停擺或重新調整！它比過去的SARS更聰明更可怕，然而現在的我，有信仰的力量，有上人在；再者，SARS讓我們累積了智能！
農曆年節期間，醫院防疫措施一啟動，我就與護理部鍾惠君主任商議，護理部如何應變，以防萬一有同仁累垮了，或者是醫院發生所謂的「淪陷了」，各種沙盤推演，一定要在我們的防疫規畫內。我非常以護理團隊為榮。
另外，我們長照團隊的一百位同仁，疫情期間，在兼顧安全的前提下，深入社區服務長者不中斷，沒有關掉任何一個社區據點，也沒有讓任何一位阿公阿嬤因為疫情而少吃一頓餐或少洗一次澡，都讓我們非常感恩。
貫徹防疫也讓我的工作模式有所變動。以前有時候會比較晚下班，現在時間一到就下班，假日反而待在辦公室，因為沒有人群，不會傳染給同仁，也不會被傳染。正如太太說的：「人多的地方少去。」這種壓力不是講出來的，而是已經內化成為我們日常的一部分。還有，切記「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可能要持續很久！
我們在臺灣是很幸運的。有人說戴口罩不方便，可全球疫情當前，有口罩可以戴儼然成為特權，可知世界上多少人沒有一個好的口罩可以戴著保護自己？同理，洗手也是特權，世界上有多少地方連足夠的飲用水都沒有，遑論洗手。
臺灣近年旱澇極端、蓄水量不穩；此外，為了防疫，我們都用了很多水。很多人因為害怕病毒，洗手用水就開得很大，但有沒有可能隨著水花噴濺，病菌又回頭往自己身上衝？這可不是玩笑話！所以請大家防疫期間也別忘記要省水。
一九一八年流感大流行（1918 flu pandemic），病毒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流竄，跟著軍艦跨越海洋再登上陸地，美國、法國、中國大陸、西班牙及英國、義大利、德國、俄國，都相繼發生類似的流感疫情，從軍隊到碼頭，從平民老百姓到領導高層，足足造成五億人口感染，死亡人數更高達五千萬到一億人之間；與如今新冠疫情竄遍全球一番對照下，簡直就是歷史重演！
百年前那場疫情，第一波發生於春季，基本上多是輕症；第二波在秋季襲捲重來，卻是死亡率最高的一波，而且以壯年人居多。以美國來說，一九一八年統計有二十萬人因而喪命，因此美國人一九一八年的平均壽命比歷年減少了十二年。流行病學家提出數種可能的解釋，但以現代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第二波的流行與群聚感染脫不了關係。春季到秋季之間的短暫空檔，人們以為沒事了、輕忽了，開始參與遊行慶典等大型聚會，進出酒吧和舞廳等公眾娛樂場所，因此第二波感染多以年輕人為罹病大宗。
時空轉移到現今的局勢，全球傳播下的境外移入風險居高不下，群聚造成的防疫破口防不勝防，怎麼能不擔心？不論百年前或百年後，如果不希望再有更多生命犧牲，人類應該做的是記取疫情的可怕，正確地去理解、去防範。
我們幸運生在臺灣，擁有全世界最樂於付出的醫護人員，還有抗SARS的實戰經驗，以及據此經驗建立的防疫網，希望民眾只要有不舒服，到醫院一定要將病情和接觸史據實以告，相信醫療，相信彼此，我們一定會挺過去的。
心靈的家在呼喚我
口述‧羅慶徽（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
整理‧曾慶方、洪靜茹
羅慶徽不僅有醫療專業，也是受證慈濟志工，不吝分享經驗陪伴團隊向善向上發展。
上人與我初次見面，問我的第一句話說：「你會不會累？」我忍住了沒有流淚，雖然很震驚，但竟不覺得意外！
二○一八年，受邀到慈濟演講，談高齡醫學與照顧整合，林欣榮院長是我國防醫學院的學長，要帶我會見上人，本想是不是該事先約一下時間才好，他說不等了「直接出發」。還記得是農曆春節前後，滿屋子的客人。
那時候仕途得意，我在輔導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就醫保健處擔任處長，負責管理北、中、南三家榮民總醫院、十二家榮總分院、十六所設在榮民之家內部的保健診所，以及照顧榮民的醫療政策。
雖然在長官、立委、部屬之間都深獲疼愛，但心裏面知道我累了，總覺得缺乏什麼？卻從未跟任何人講。林院長介紹我後，上人問我的第一句話說：「你會不會累？」我差點哭出來─當然忍住了，哪有第一眼看到人就掉眼淚的！後來又交談了幾分鐘。上人接著又說，「我跟你因緣這麼深，你為什麼現在才回來？」我還是忍住，沒有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上人，一個不認識的人跟我講這些話，我很震驚，但竟不覺得意外！
眼前的比丘尼那麼瘦、講話聲音小到幾乎聽不到，卻要跟這麼多的人談話，直覺得好辛苦，心想：「如果有機會的話，真想幫您分擔一些責任！」但隨即轉念作罷，因為不知道發願要付出什麼代價，而我不可能來慈濟。
當時長官對我已有安排，我自己也有規畫，而且太太也不喜歡「太鄉下」的東部，可想而知上頭這「兩個老闆」都不會答應。天知道一回臺北，農曆年後開工，直屬長官被調職了！林院長聞訊大喜，直呼：「你來啊！」我據實以告，工作上的老闆換人沒有用，還有太座大人那關。畢竟，太太也不能換，也捨不得換。林院長要我帶太太來見上人。
「那什麼時候？」我話雖這麼問，其實是想hold住。
「初一十五啊！」林院長始終積極跟進。
本以為就此打住，但老天爺自有安排。
「是哪天要來？你怎麼都不回我話？」過了三天，林院長打電話來問。
「你哪天在，我又不知道，怎麼去？」
「我是初一到十五啦！」林院長的意思是初一到十五都在精舍，隨時可以來。
兩、三天後，他又再來追問。
「我還沒買票。票不是很難買嗎？」
隔不久，「欸，去拿票啊！」林院長幫我買了票。
「在哪裏？」我是真不知道，以前都是參謀跟助理搞定的。
「去便利商店。」
不是我耍大牌，是我不會拿票耶！是說，哪個將軍會自己拿車票的？部屬自會把事情處理妥當。最後是許文林副院長幫忙取票，然後送到我住家附近的捷運站見面。
我們夫妻依約前往花蓮拜會上人。那天沒別人，一、兩個小時裏，上人跟我太太聊什麼？聊那平凡得不得了的環保，聊PP、PE等塑膠材質，也不太跟我講話。講著講著，老人家突然間問，「可以來嗎？不要讓師父空歡喜喔！」我看到太太點頭、好像要掉眼淚了，趕緊阻止她：「你不要亂答應，回去想清楚！」
這場東進花蓮的舉家大遷移，讓我們夫妻多所商量，包含工作內容、生活習慣、對慈濟文化能否適應等等全面性的考量。我本來的辦公室空間之大，還設有會客廳、個人休憩室及衛浴設備；因為我清晨四點半起床，所以中午一定要二、三十分鐘完全休息，下午才有辦法工作。可是看到林欣榮院長的辦公室好小，我一直在找他的廁所在哪裏？沒找到！那據此類推，副院長的辦公室也一定沒有廁所！
至於要不要跟上人頂禮？要再次感謝林欣榮和許文林兩位前輩。他們特別強調跟我講：「你不要頂禮。我們是弟子，我們頂禮，你不是，請合十即可。」林院長更直白：「上人要的是真心，不是表面！」直到四、五個月後，有一回親自體會到上人的悲智雙運，我才心甘情願頂禮。沒有被強迫，這一點對我也很重要，很感謝有這一段歷程。
從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臺北大都會區，辭了工作，翻山越嶺轉到人口稀少的東部花蓮上班，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人生一大轉折，但若追本溯源，其實這個大轉彎早在多年前就埋下了種子，只是這顆種子發芽後，花了十多年才生根茁壯。
回想起與上人初次見面，上人講的也沒錯，他等我很久了。或許我之所以覺得人生缺乏什麼，是師門在呼喚，而我在想家，心靈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