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犍陀羅地區相當於今日巴基斯坦白夏瓦及毗連的阿富汗東部一帶；白夏瓦博物館所收藏的犍陀羅佛像，深目、高鼻、薄唇、捲髮乃至衣服紋理雕刻，與希臘雕像相似。
佛像不一定要拘泥於傳統模式，
能塑造出此時此地、契理契機的佛像，才能與常民生活相連結。
我們需要更多元的思考和斟酌，
珍惜並延續前德以圖像設教的智慧，
凸顯佛法在人間的現實性，掌握慈悲與智慧的佛陀本懷，
將會是這一段佛像藝術時空行旅的最佳收穫。
佛像不一定要拘泥於傳統模式，能塑造出此時此地、契理契機的佛像，才能與常民生活相連結。
我們需要更多元的思考和斟酌，珍惜並延續前德以圖像設教的智慧，凸顯佛法在人間的現實性，掌握慈悲與智慧的佛陀本懷，將會是這一段佛像藝術時空行旅的最佳收穫。
佛像藝術源遠流長，含藏著古今中外各種文化的融合和再造，沉澱了不同時空的精神價值，是人類社會極富特色的藝術成就。
臺灣早期佛教發展，來自明末清初福建和浙江地區的文化，並以泉州和福州為多，繼之有日治時期導入的東洋與南洋風格，古典和創新兼收；光復之後，又有中國大陸多元佛教元素的匯聚，藏傳佛教、南傳佛教和現代佛學研究方法與視野等陸續加入，成就新與舊共存共榮，和諧與平衡的生態。
當代的佛像除了依循舊制之外，還吸收來自國際交流的刺激，在多元的社會中各放異采。造佛師們努力在佛陀法相的視覺造型背後，注入更多當代世界與人文的因緣，要讓現代人更好隨喜屬於這個時空的莊嚴法相，這就需要集體的智慧激盪和溫馨的慈悲觀照。
在臺灣眾多的當代佛像當中，慈濟宗門的案例蘊含著慈濟人對二十一世紀「現代佛陀」的期待與思惟，以「宇宙大覺者」的姿態誕生，將慈濟利世的精神透過「淨化並膚慰地球」的方式來呈現，也象徵慈濟人薰修智慧、落實慈悲的生命核心價值。
佛像不一定要拘泥於傳統模式，能塑造出此時此地、契理契機的佛像，才能與常民生活相連結。
北朝時期，營造大佛的潮流興起，北齊天統五年竣工的山西晉陽大佛，曾一夜燃油萬盆，佛光遠照晉陽宮。
從無像開始
古印度佛像遞嬗
對於釋迦牟尼這樣一位覺者，原始佛教的教團維持著不造像原則，這原是對佛陀和佛法的尊重，試想：佛陀闡釋無常無我之教，其智慧內涵豈能以有限的形象來框架呢？
然而，隨著佛陀入滅的時間愈久，佛弟子除了嚴持戒律、傳誦經法和落實禪修之外，追憶精神導師的心思益發濃烈，於是藉由法輪、菩提樹、佛足印、三寶標等象徵物，來表達對佛陀的恭敬懷想。
兩千兩百多年前，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推崇佛教，廣營佛塔、造立石柱，追隨佛陀弘化的腳步，用來莊嚴和守護佛塔的藝術形式於焉產生；印度眾神夜叉和外來圖騰的崇拜，陸續融入裝飾佛塔，這可被視為佛教藝術的起點。
西元一世紀至三世紀的貴霜王朝時期，於犍陀羅一帶開創佛教新局，不但建設當時全亞洲最宏偉的佛塔，同時扶持大乘佛教的傳播，也形成獨特的「犍陀羅」藝術。
犍陀羅地區蘊藏著亞歷山大帝東征至此所埋下的文化藝術種子，佛像的誕生正是印度、希臘、波斯文化在此衝擊出的火花，佛典中對於佛陀法相的動人描述，以完美的人體比例和姿態呈現。造佛師讓希臘諸神的理想美融入對於佛陀的信仰情懷，造型和神韻皆深受波斯和地中海文化的影響，肢體表現活潑且生動。而另一佛像藝術中心所在的秣菟羅地區，佛像則以印度傳統文化為發展基質，穩健有力。
兩大佛像藝術中心分別創製不同美學基底的佛像藝術，佛像自此逐漸與佛塔融合，在教團寺院不可或缺，發揮其強大的教化攝受力。
約中國東晉至南北朝時期，統一印度的笈多王朝是印度文化的黃金時代。笈多時期的佛像製作中心，一為秣菟羅地區，繼承前代風華且益發精緻，二為鹿野苑，開發新樣而簡練端嚴。笈多的造佛師們更加琢磨的是佛像凝神內觀的平和靜穆，將簡練的佛像與裝飾繁複的頭光或背屏相結合，成為新時代的美感。此時的鹿野苑佛像風格身軀秀氣，肢體明顯纖長，摒棄繁瑣的衣紋表現，通身更加裸淨。
笈多王朝滅亡，印度再次陷入分裂，帕拉王朝興起，成為新的政治集團，主控東印度。此時的佛教得到帕拉皇室的鼎力支持，展現三密相應的瑜伽修行特質，暢談即身成佛的美意，佛教徒競相習學，為印度佛教的最後一道繽紛虹彩；秘密佛教的造像題材則與前代多不相同，佛陀、變化菩薩、忿怒尊等各出精彩，形式主要沿襲自笈多，局部的元素則更與印度教神像相融。
印度每一個階段的佛像，隨著宗教傳播而抵達亞洲各地，美好的佛陀原鄉基因順利內化於「無相而無不相」的教義和儀式中，早已經在新的土地上燦爛綻放。
山西雙林寺的釋迦殿泥塑佛像為明代民間彩塑，風格繁複而細膩，裝飾性極強。（攝影／袁蓉蓀）
從西域到中土
常民生活中的佛像之美
經典與佛像隨著傳法僧侶向東移動，經過中亞、新疆、河西走廊，而進入長安和洛陽，這一路上緩緩地產生適應和變化，是一種宗教文化傳播、移植、轉換和成熟的紀錄，逐漸建立屬於中國佛教的佛像藝術，最終深植在普羅大眾的心中，「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成為中土常民生活的寫照。
北魏的第一次大規模開窟造像，至今保存在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第一期工程由高僧曇曜主持設計並監督施工，他將河西地區涼州造像的經驗和鮮卑民族的審美氣度相結合，誕生了首都平城的和平風格；接著在孝文帝時期，發展出太和風格，皇室厲行漢化並遷都洛陽之後，宣武帝又在龍門石窟的賓陽中洞呈現了當時佛像藝術的高峰。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北周，營造巨型大佛的潮流興起，為這個時代的景觀藝術亮點；南朝佛事的發達亦不可忽略，梁武帝仰慕印度阿育王興佛造塔的盛事，還推動「阿育王造釋迦像」的雕造，這種佛像的特徵直追犍陀羅初期樣式。
唐貞觀十九年，玄奘法師從印度返歸大唐，在經典翻譯、新思想啟發和造像的推廣等，都具有典範性的指導作用。玄奘法師臨終前特請人在嘉壽殿造摩揭陀國菩提迦耶成道像，很可能開啟東土「菩提瑞像」的先聲。
整體而言，唐代前期的佛像氣勢雄偉，體態豐腴，神情恩威並濟，有華麗的裝飾，這是結合印度和華夏兩大文化傳統的新藝術結晶，就像龍門奉先寺洞，高達十七公尺的盧舍那大佛，以及依他為中心的法眷群像，雖受到印度笈多風格的影響，卻表現著大唐國際觀的體勢和氣韻，是中國美術史乃至世界藝術史上不可缺席的唐風標誌性造像，沉澱了盛唐佛像之美。
五代十國的分裂生態，政治中心南移，城市經濟發達，禪宗和淨土的思想與信仰，跟常民生活深刻連結，普及到社會各階層，加深儒、佛揉合，共構宋代佛像新模式，容貌益發溫婉慈祥。
宋、遼、金和西夏是同一歷史階段中的交叉存在。遼代佛像的鼻梁直挺且鼻尖略帶勾狀，嘴角下抿，身型頗有契丹族特徵。金朝延續遼代風格，面容豐腴且眉宇之間隱有剽悍氣息，或是女真族相貌寫照。
明代以來，藏傳佛教因能得到明、清諸帝的推崇和保護，宮廷內置造像機構，以促使漢、藏造佛的進一步交融，在明初形成「漢藏風格」的新趨勢。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千佛殿，供奉一身銅鑄盧舍那佛，有漢藏融合的特徵，頂戴五佛寶冠，端身雙跏趺坐於千葉寶蓮之上，雙手於胸前結最上菩提印，這正是深受華嚴和圓覺匯流，並融入藏傳元素的造像典型。明代的民間彩塑佛像繁複而細膩，裝飾性極強，山西平遙雙林寺的彩塑早已獲得全世界美術專家們的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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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印度、中國到臺灣當代的佛像發展史中，可以感受到古人苦心造像的弘化慈悲，也觀察佛法流傳到各地的世俗性適應，諸系佛教對圖像詮釋的差異等；唯一沒有失落的是佛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的基本教示，對三十二相、八十種隨行好的正確理解和善巧運用，才能避免落於在色聲中求佛的偏失，可見性相融通是何等難得的修為！
我們需要更多元的思考和斟酌，珍惜並延續前德以圖像設教的智慧，凸顯佛法在人間的現實性，掌握慈悲與智慧的佛陀本懷，將會是這一段佛像藝術時空行旅的最佳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