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的軌跡
撰文‧王俊富（自由作家）
慈善場域裏，包納著複雜的人性與現實。如果不懂貧苦、無法同理，扶貧救災就會淪為物質形式。
受災之際，恐慌是必然，但若處理不慎，將會更為激發人性的醜惡面。
這也是法師一再教育志工群體，必須站在貧、病、受災者的立場去「換位思考」的觀念。
「我一直覺得臺灣很美。」「我從一個只懂得顧家、顧店的少婦，變成何處有災難就往何處去的歐巴桑志工，這好像只是一彈指之間的事。」
這是資深慈濟志工羅美珠真誠而感性的一段話。過去數十年來，慈濟大型國際救災行動，常能看到她的身影。的確，三十七年的光陰，讓羅美珠變成親切的鄰家阿桑；頭髮雖然斑白、時光也在臉上刻下印痕，但言談間除了溫暖，還有透澈人生的幽默。最有趣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二○一三年菲律賓海燕風災後，羅美珠邀請受災居民用餐時那口阿桑菜英文的「come、come、eat」以及「good、good」吧！
不管到哪裏，慈濟志工似乎都有一種與各國貧、病、災民相處的本能。很快，就能讓關係從陌生猜疑進步到擁抱互信。這答案，或許得回歸到慈濟超過半世紀的志工訪視經驗與內涵。
與羅美珠深談，希望探索這個內涵從何而來。
原來這就是「發願」
回想早年，羅美珠說，慈濟志工發展出來的人際互動是從小型茶會開始的。左鄰右舍「相揪」來喝茶，可以聊家庭、聊慈濟、聊訪貧，感情很融洽。那種和氣溫暖的情境與感人故事，警惕羅美珠要時時縮小自己、要懂謙卑、要真正了解社會的需求。
出生於一九五一年的羅美珠話說從頭。她清晰記得，臺灣在電視機出現之前，可算是個生活清苦、但人心卻很純樸的年代。一九八三年，她成為慈濟委員後，參加過許多海內外的賑災與急難救助行動；花的，當然都是自己的錢。回想吸引自己加入慈濟的緣由，羅美珠說：「慈濟讓我們這些家庭主婦的生命非常有價值、非常豐富。過去，每天柴米油鹽醬醋茶。要麼就是罵?、罵子，不然就是相招去玩；這次玩完，下次再換個地方。欲念無窮，卻未必開心。」
進入慈濟後，跑的地方更多。但因為動機是「利他」，反而覺得心底踏實。
對羅美珠來說，助人是一個高遠的理想。在她加入慈濟的年代，社會相形單純；到了八○、九○年代，臺灣錢淹腳目、全民前仆後繼瘋狂追金，證嚴法師以「缺愛症」形容變質的民風。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臺灣經濟受到打擊，證嚴法師提倡「清平致福」。臺灣的社會脈動，跟著全球走；但人心，或許也跟著走、甚至走歪。
羅美珠的閒聊中，其實藏著豐富的庶民歷史脈絡。她說，過往市井小民一聽到助人濟貧，往往二話不說就往口袋掏錢、情義相挺。「可能是戰後大多數人都苦過、知道苦的滋味吧。我們這一輩，有很多人都默默自我期許─只要有一碗飯，絕對願意分給別人吃；如果有能力，也要幫忙別人。」羅美珠笑說：「那時不懂這樣叫做『發願』。」
年輕時，羅美珠跟著先生經營一家小商店。有次，一位慈濟志工上門光顧，提起：「花蓮有位師父很慈悲，都在救濟艱苦人。」羅美珠沒問太多，就答應每月捐出三百元當作功德款。那個年代，慈濟或許還沒有這麼多好人好事可以分享，所有的慈善理念，全靠人際傳播以及民間的厚道信賴去推動；沒想到，一個簡短的介紹就讓羅美珠踏進慈濟世界，成為全職志工至今。
「以前的人比較惜情吧！」羅美珠說。
她認為舊時代裏，生活大小事都得靠人力，洗衣服得用手搓、想吃飯得自己生火熱灶，因為體認到「生活的艱辛」，人們都能深刻了解每口飯來之不易，也更為樂於助人。那樣的環境，容易培養出吃苦耐勞、不厭其煩的精神。羅美珠也直言，現在年輕一輩，想法多多少少已經不同了。
羅美珠（右一）二○一三年參與菲律賓海燕風災救援，跨越語言隔閡邀請受災居民用餐。（攝影／黃筱哲）
少年ㄟ，甘有卡勇？
二○一五年八月，中颱蘇迪勒侵襲臺灣，位處山區的烏來被暴雨泥流沖刷而過，整條商區老街幾乎全部淪陷在黃土之中。這一年，慈濟遭到輿論攻擊，願意響應清掃災區的人數不如過去熱絡；不過老一輩志工沒有退縮，他們穿上雨鞋、扛了工具就進山去；雙腳踩在深深泥濘中，揮汗協助居民清淤。
當時，證嚴法師一度擔心年歲較大的志工們是否能夠負擔重活。不過羅美珠笑說：「少年ㄟ去，啊也不一定卡勇啊。」對她來說，災民如家人，壓根不覺得出力該有年紀之分。或許是成長背景養成的性格，造就了第一代「婆婆媽媽型」慈濟志工的腳踏實地與勇於承擔。這種「婆婆媽媽」也堪稱相當草根、並能拉近距離、深切同理的慈善根基。
對羅美珠來說，她深信─「有願就有力」。
時空回到二○一三年底。被超級颱風「海燕」重創的菲律賓獨魯萬（Tacloban）市，在多梯次慈濟志工的協助與激勵之下，開始重建。不過，毀滅後想要新生無法光靠樂觀，如果沒有方法、沒有步驟，幾乎不可能。
災後，海陸空運全部中斷。一週內，慈濟志工在菲國軍方保護下深入獨魯萬勘災，目光所及，屋舍幾乎全毀，椰子樹被連根拔起、連大教堂也嚴重受創。罹難人數之多，多到屍袋不夠用。某些大體被草草掩蓋，浮腫的四肢、難辨的臉孔，讓人不忍卒睹；惡臭與絕望，瀰漫著整個死城。當時的慈濟菲律賓分會執行長李偉嵩說：「軍隊警告我們不能下車，因為隨時有可能遇搶。」
救災之心殷切，李偉嵩等人想儘早啟動「以工代賑」方案，以加速重建進度。大家著急，希望無政府狀態儘早結束、回復平靜。不過治安狀況實在太糟，志工們只得暫時撤回，等待局勢稍稍穩定，又再進入災區，迅速成立熱食站。
賑災團隊，來自新北的羅美珠參與其中。場面混亂之際，未必有足夠的翻譯可供調度；語言隔閡顯然是問題，但也不是問題，因為對羅美珠來說，自有一套與老小「交陪」（建立情感）的方法跟語言。她說，當時只想到扯開喉嚨大喊：「Tzu Chi, Lunch」、「Tzu Chi, Dinner」。在災後的貧民區附近，這嘹亮的聲音充滿著跨文化的媽媽感，一聽，就會感動。
羅美珠回憶：「就是請當地人幫忙，叫他們多找一點人來吃。我不會說他們的話，就胡亂講：『eat, please call everyone come Tzu Chi eat……』我遇到一位單親媽媽帶著孩子來吃飯，五年後重返災區，與孩子再次相遇，他告訴我，媽媽已經去中東幫傭了。我抱著他，兩個人哭了好久。最後透過翻譯才知道，這孩子永遠記得災後餓了三天沒東西吃，我到他家訪視送食物、又讓媽媽到救災中心幫忙洗衣，以工作換取代賑金這些往事。」
感同身受，給受災者依靠。除了細膩同理貧苦家庭的需求，這股撫慰心靈的力量，就是訪視的核心精神。
救濟不應是消極行動
羅美珠懷念舊時代百姓心念單純、樂於互助的社會氛圍，其實不無道理。因為二戰後的臺灣，正處於農業社會往工業社會邁進的轉型期，也是本土慈善的萌芽期。
傳統的農業社會，家庭不只是血緣關係的凝聚，也算是一種經濟生產單位。每個人生命中必然經歷的生老病死、隨時可能遭遇的各種風險，多由家庭與宗族共同解決，甚或，整個村莊鄰里都會一起幫忙。
不過，雖然農業社會裏家庭互助結構相對穩定，但遇到天災人禍、農糧歉收時，依舊需要政府平時儲備糧食，以因應天災人禍的急難需求。
希臘羅馬時代的歐洲，同樣也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遇到天災糧荒，政府就會提供儲備橄欖油或是替代糧食解決突發風險；對於貧困者的救濟，則由教會系統扮演著關鍵角色。
慈善機構與官方濟貧的制度，隨著城邦與國家制度出現後才慢慢建立。傳統社會保障的基礎，來自「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的觀念。不過，隨著社會演進，生活風險也跟著提高；個體即便可以養活自己，但災難困境出現時，依舊需要協助。於是，單向施惠的民間團體出現了，從家庭部族互助、慈善事業出現，再到官方濟貧的制度化，描繪出人類社會互助的演進軸線。
過去的西方世界，大量依賴教會系統解決貧窮人口的救濟需求；但面對社會的劇烈變動，終究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
一六○一年，英國制定了《伊莉莎白濟貧法》（The Elizabeth Poor Law），確立了國家必須承擔「最後救濟責任」的原則。這部世界最早的社會保障法，初步建立了濟貧的行政制度與工作方法。在五百年前，的確成為各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參考基礎。
十八世紀中葉，工業革命的巨輪加速農村人口外移，家庭規模逐漸小型化，讓傳統大家庭的保護傘失去功能。再者，經濟市場化「競爭與週期性」的特點，使得勞動者極有可能在離鄉背井謀生的狀態下，必須獨自承擔醫療、生育、工傷事故甚或失業等壓力。當生活難以為繼之時，幾無求助之門。
一直到一八三四年，英國新《濟貧法》出現，正式確立了現代社會的保障制度。新《濟貧法》突破單向施惠的框架，認定人們陷入困境是特定的經濟社會造成，不完全是個人因素。這部法律中強調，「需要社會救助」是公民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此外，救濟不應是消極行動，而是更為積極的福利措施。
中度颱風蘇迪勒二○一五年八月七日侵襲臺灣，重創新店區廣興、龜山里及烏來區，超過五千人次慈濟志工進入協助受災戶清理家園。（攝影／王賢煌）
宗教深化行善的深度
與西方相比，華人文化中的樂善好施、急公好義皆屬傳統美德。
在古代，豪門大戶通常都有濟弱扶貧與造橋鋪路的氣度，這種慈善觀，繼承了儒家的「仁愛」精神。東漢以後，佛教傳入中國，「布施」觀念與儒家的「仁愛」理想結合，漢唐寺院著重濟貧、賑災、醫療等行為；到了宋代，則以「養老扶幼」等項目最為突出；元朝時，出現官辦醫療機構「惠民局」，醫療救助機制的出現，解決了貧民沒錢看病的困境；明清時代，民間社會開始以社區為中心推動慈善，而大宗族也集中資源，對家族貧困者施以救濟。
《禮記．禮運．大同篇》中「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不管從政治、宗教或是慈善的角度，都是一個完美烏托邦的理想境界。當代社會，政府照顧不到的由民間組織承擔，政、商以外的第三部門（Third Party）成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但這股力量如何經營？核心精神是什麼？將會決定其影響力與安定力。
二十一世紀，與過去更為不同的天災人禍與社會風險，也逐漸超乎想像。差異最大的是，舊社會「里仁為美」的氛圍似乎已被稀釋無幾。
過去半世紀，臺灣從二戰後的頹圮站起，它同樣面對了因為產業結構而改變的社會轉型。本土化的慈善方向雖然與西方教會濟貧、醫療與教育相仿，但不可否認的是，慈濟基金會在新興宗教慈善團體中，確實有其特出之處。佛陀思想的精髓、人間佛教的信念，以及因時、因地、因人產生的不同濟貧模式，讓行善的深度發揮到極致。但不變的慈善核心，或許就是深刻的同理心。
有「溫度」的賑災模式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午後二點二十八分，中國大陸發生汶川大地震。根據官方數字，共有六萬九千人罹難、近三十萬人受傷、五百萬人失去家園，重災區總面積超過臺灣三倍。
強大的震波穿越海峽底部，連臺灣都能感受得到；電視新聞裏，不斷傳來讓人揪心落淚的殘酷畫面。半毀的建築物下，還壓著等待救援、但呼聲漸弱的受難者。許多學校倒塌、學生罹難，讓家屬情緒失控。而災後陸續挖掘出來的無數大體，最終只能就地集體掩埋。
慈濟基金會累積多年救災經驗、倉儲物流系統健全，快速備妥毛毯、生活包等六十公噸物資運往四川馳援。災後第三天，通往什邡市紅白鎮的道路搶通，十六位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及福建的志工，在五月十五日傍晚進入重災區勘災。
地震不只改變了地貌、也摧毀了家園。居民倉皇逃難，家當全沒了，能夠站在廢墟旁呼吸是幸運，但活著，才是艱鉅考驗的開始。
志工回報災情後，證嚴法師表示，希望借鏡臺灣九二一強震的賑災模式，在災區設立服務站供應熱食，接著，派遣醫療團駐診，志工則開始訪視受災戶，評估後續援助的方向。
供應熱食，一直是慈濟希望受災居民直接感受到「溫度」的賑災模式。但震後不久，光想找齊食材就是極大的挑戰；除了從四川其他縣市採買調配，臺資企業也紛紛投入支援。十餘年前，慈濟在中國大陸的志工人數遠不及現在；因此，花蓮本會也派出經驗豐富的資深志工前往幫忙。
不料，前所未見的狀況發生。服務站成立一週後，地方官員突然不建議再煮熱食給災民了，因為，深怕造成災區居民依賴的風氣。另一個情境，也讓志工陷入內心交戰；慈濟賑災不忘落實環保，熱食站提供環保餐盒之際，也呼籲民眾盡量重複使用；但總有人取餐時，還是拿走全新餐盒。部分志工疑惑，究竟該不該給？
這些疑問與矛盾，或許必須再度回到慈善核心思考，方能找到答案。
訊息混亂之際，法師為求精準決策，每天早晨都與賑災團視訊會議，賑災團領隊也不定時透過電話回報進度與變數。針對是否應該繼續供應熱食，以及居民是否浪費環保餐盒兩個提問，法師堅持繼續供應熱食一段時間；原因，再次來自深刻的同理心。
法師認為，五月地震後，差不多是當地農民準備開始種莊稼的時節，其他行業的人也得為生計打拚。房子垮了、家人走了，等待重建的時候提供熱食，是為了讓人們專心重整、再站起來。環保碗筷雖然不便宜，但在法師的同理心中，連家都沒了、鍋碗瓢盆深陷瓦礫堆中，如果用得上，多拿個碗又何妨？災難現前，沒必要苛責這是「人性的慳貪」。法師幾段懇切解釋，慢慢化解了雜音。
慈善場域裏，包納著複雜的人性與現實。如果不懂貧苦、無法同理，扶貧救災就會淪為物質形式。受災之際，爭奪資源的恐慌是必然，但若處理不慎，將會更為激發人性的醜惡面。這也是法師一再教育志工群體必須站在貧、病、災民的立場去「換位思考」的觀念。
助人必須謙卑且細膩
濟貧救災，是慈善精神的彰顯，也是宗教教義的體現。以宗教為基礎的慈善，其道德標準遠高於傳統的開倉賑濟與施棺施藥。因此，慈善不能成為一種「權力」或「姿態」，若是，將徹底傷害施受者之間的信任關係。
身為一個全球化佛教慈善基金會的領導者，法師不斷思考著慈善的真諦。
一九九○年代，法師將濟助的「照顧戶」稱為「感恩戶」。有種說法是，這代表感恩貧苦群體讓志工有機會幫助他人。不過更深層的哲學觀，可能來自法師對於佛陀精神的徹悟。他不願助人為善淪為表淺的「求功德」，而是希望志工們學習謙卑，將心念灌注在細節裏。
如果從社會福利回歸「慈善」的本質，除了慈悲、同理心等代名詞之外，有更多來自細膩的體會與經驗的累積。法師不只一次提醒志工：「張開眼睛，一切都要從小開始。」
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成立之初的濟助個案，法師大多親自訪視。他在回顧歷史時，多次提到一個以悲劇收場的故事。當年的案主，是罹患青光眼、育有五個孩子的盧女士，其夫是個收入微薄的撿字工人。為了貼補家用，盧女士必須到處賣菜；但她自從失明後無法工作、失去理家的能力。
初訪時，法師一踏進盧女士家就看見兩隻老鼠在床上亂竄，儘管濟助資金不充裕，但他毅然決定將盧女士送到醫院動手術；那個年代，青光眼的治療效果有限，不過法師還是期待著一線生機。五千多元的費用，由慈濟功德會募款後全數負擔。術後，原本預期盧女士狀況好轉，暫時停止補助；不料幾個月後噩耗傳來，她因一餐煮完兩顆高麗菜受到先生責罵，竟以自殺結束人生。
悲劇沒有對錯，卻成為法師心中最深的遺憾，他想，濟助工作是否有更為縝密的作法，可維繫更長期的關係。從此，出現了每三個月「個案複查」的制度。
所謂同理心的軌跡，除了傳統觀念的演進，更包含經驗、制度與可複製的慈善模式，如此才能發揮真正的社會功能。法師與志工透過田野觀察、宗教思考與經驗實證的濟貧模式，慢慢自臺灣往海外分支會複製而去。
二○一五年一架復興航空班機墜機基隆河，搜救人員連日於酷寒中潛水搜尋失蹤者，慈濟志工陪伴家屬等候。（攝影／蕭耀華）
只因為愛、因為不捨
二○一五年二月，一架復興航空班機墜機基隆河；慈濟志工很快到位，設立服務站支援救災人員與失蹤者家屬；寒風料峭，潛水人員上岸後全都抖個不停。羅美珠說，當時搜救的人多，供暖的火箭爐不夠，她乾脆直接衝去買了好幾個「金紙爐」應急。為了溼透的救難人員上岸可以馬上接到暖暖包，志工們還事先搓熱、放了一堆在口袋備用。羅美珠眼泛著淚光說：「只有媽媽才會這樣，婆婆媽媽才有這些韌性；因為愛、因為不捨。」但嚴格說來，眼前的每個面孔其實都只是陌生人。
同樣發生在二○一五年的八仙樂園塵爆事件，羅美珠也是第一批趕赴現場幫忙的志工。她如此描繪當時的情境：「不曾遇過這樣，年輕人躺成一片、都躺在救生圈上；有些不太能講話、有些在哀號。我們盡力趕快灌水、生理食鹽水，要他們堅持。救護車一臺載一個，但現場還有四、五百個傷者，很多人被燒到整個皮脫落，一被撞到就吱吱叫，我們圍著孩子保護他們，叫師兄趕快開車來幫忙載。我生平第一次這麼喘、這麼緊張，因為真的很不捨。」
當時，慈濟形象受到謠言與輿論風波打擊，志工善於照顧與安慰家屬的美意，有時被拒於千里之外。羅美珠說，即便資深如她，都委屈到回家大哭。大家也沒領薪水，為何還要做得這麼難過？但擦乾眼淚後，志工們依舊願意花上好幾個月時間陪伴能夠協助的個案。
羅美珠說：「我們把木耳燉到很稠，讓它有膠質，還拿藥給他們擦，就當自己的孩子一樣膚慰。家長面對孩子下半生的無常，那種苦，沒人有辦法體會的。但我們的師姊就願意留在那裏，聽家屬傾訴。」
此時，浮現法師說過的一句話：「縱使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我們仍須努力。」
「將心比心」的情意
曾有資深慈濟志工分享過，訪視三部曲─「傾聽、專注與同理心」。人與人之間很難套用公式。而慈濟志工的訪視內涵，與一般社工受過的訓練不盡相同。
資深志工吳碧桃的訪視經驗超過三十年，看盡人間無常與悲歡離合。如何同理受難者家屬，她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一九九八年，華航大園空難，全機無人生還。當遺骸屍塊陸續送到殯儀館之際，吳碧桃看到一位穿著體面、氣質出眾的太太。這位太太手持念珠、喃喃自語，完全沒有哭泣。吳碧桃趨前關心，發現她是一位單親媽媽，兒子正是失事班機的空服員。
吳碧桃回憶當時的對話：「您有念佛吧？我回家拿念佛機過來，可以放給兒子聽。好嗎？」語畢，這位媽媽哀戚的倦容，突然露出一抹淡淡、卻帶著感激的悲淒之笑。吳碧桃舉這個例子，解釋何謂「『同理』盡在不言中。」她說：「話不必太多。我通常會走過去牽住家屬的手，問他們吃飯了沒？要不要喝水？」
當家屬很想知道可以為往生者做些什麼？吳碧桃會回答：「祝福最好。如果需要慈濟幫忙，我們會一直都在你身旁。」
慈濟志工聊起訪視或個案時，故事可以侃侃而談。這些緣分之於人，有時就像通往心靈深處的入口。助人當下說「感恩」，悲歡離合裏的情節，或許正投射著志工自己人生的殘缺或領悟。
訪視、或說與貧苦族群相處，其實不僅僅是安慰他人。過程中的情感交流與相依，有時比社會學、心理學的理論更具療癒作用。
結束與羅美珠的訪談，她一路送我到三重靜思堂大門。車離去，繼續遠遠揮手道別。放慢影像格率，那揮手的流影線條，跟自己的媽媽沒有兩樣。「同理」是什麼？把陌生人當親人。安慰是什麼？不多話，但讓對方感受得到真正的情意。
以「將心比心」四個字，為本章收尾。（本文摘自《島嶼善潮》）
《島嶼善潮》作者後記—又行了一趟旅程
撰文‧王俊富
任職大愛電視臺十六年，在數不盡的採訪經驗中接觸了眾多慈濟志工與苦難者，王俊富認為這猶如一場生命教育的洗禮。（相片提供／王俊富）
應《經典雜誌》王志宏總編輯之邀，撰寫一本必須帶著史觀、宏觀、微觀，並能從當代角度描述慈濟與臺灣重要慈善發展史之輪廓的書，心中其實是忐忑的。在這個組織轄下的大愛電視臺工作約十六年，採訪經驗、製作過的節目、接觸過的人都數不清了，我從一個自由導演、無線電視臺記者轉入非營利電視臺、一直到擔任節目部門主管，本身就是一個重新認識媒體這個職業與生命意義的過程。
過去幾年間，社會對於慈濟基金會的誤解、謠言與惡意的汙衊，深深打擊了這個被稱為「臺灣良心」的團體。於是，「對於慈濟的再發現」成為一種動機，希望理性溫和的讀者，從中理解網路操作與訊息的真偽。身為一個擁有文字話語權的作者，我也盡其客觀，除了詳述慈濟基金會的時代脈絡與意義，也描繪出其與時俱進、調整、優化、自我省思的努力。當然，可能的問題點、如何回應社會期待？透過不同觀點的交織，成為我代替理性讀者發言的中肯提問。
坦白講，要進入慈濟的世界未必困難，關鍵在「緣」這個字。要全然理解慈濟的精神理念並不容易，一時的感動，容易流於片段與偏見、也容易消散；如果無緣深入體悟，很多行為就會流於表象。這十多年間的自我質問、理解、認識、矛盾、衝突、認同，一直到再理解、再發現、了解為什麼，到最後稍微能夠融會貫通的過程，是一趟難以言說的思辨與體悟之旅。證嚴法師與無數志工、被幫助的苦難人給予我這個媒體工作者的生命教育，讓我道聲感恩。
路、或者「道」，成為我最後一段文字的註腳。與其在塵世洪流中隨著新聞事件、社會紛擾、政治騷動、族群認同而情緒起伏、激動、不滿、躁動、鬱悶，不如尋找一條自己選擇的路專注前行。生命，沒有倒轉這件事；但生命終點前，因果論可能也會為某些人準備好滿滿的遺憾空間。
想起二○一一年製作系列紀錄片《真情之路》時的三句片尾箴言─
「地上本無路，人走多了，自然就變成了路。」─中國近代文學作家．魯迅
「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遙遠。」─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法師
「我願意同走路的人一同行走，我不願只是站著看隊伍走過。」─黎巴嫩詩人．紀伯倫
選條路好好走，似乎是每個人都應該思考的生命歷程。有些事物成了日常，我們不會珍惜；有些事物消失了，我們遺憾已經來不及。
逾半世紀前的一滴善水，跨國跨洋形成浪潮；透過一個深度理解慈濟的媒體工作者視角，將慈濟置入全球歷史脈絡，以感人故事、組織精神、各界菁英與庶民角度，重新梳理這個臺灣引以為傲的團體發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