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樹微遠嫁德國慕尼黑，和先生范德祿（Rudi Willi Pfaff）開創田園生活，也在歐洲開闢慈濟志業。（攝影／蕭耀華）
三月時，歐洲仍在冬天的尾巴，波蘭到處都是烏克蘭難民，但這裏沒有慈濟人，該怎麼辦呢？我想起了范師兄，他還在的話多好，我的心會比較安……
今年帶著一群烏克蘭、波蘭志工，回來臺灣拜見上人。看著他們年輕的肩膀，願意共同承擔起遙遠異地、烏克蘭難民援助的繁瑣工作，讓上人不要那麼擔心，我真是鬆了一口氣；痛了幾個月的膝蓋，好像也沒那麼難受了。在上人面前，大家分享著一路的甘苦，我轉過頭，看看旁邊的那個位置，好像他還在、他也在現場般，對我說：「Susan，這趟沒有陪你，你辛苦了。」
是啊，時間真快，范德祿師兄離開兩年多了。
不管是二○一二年地震後的義大利、二○一四年水患的波士尼亞、還是二○一五年難民潮的塞爾維亞，兩個六、七十歲的人，一路開十幾個小時車，一路傻傻地衝。臺灣跟歐洲國家幾乎沒有邦交，想進行賑災幫助人家，要解釋很多，而且我們還是來自東方的佛教團體。那個時候我脾氣不太好，有時「有嘴講甲無涎」，氣到說，算了算了！是范師兄鎮住我。一開始我還覺得，因為范師兄是德國人，歐洲人跟歐洲人比較講得通。
現在想來，懺悔、懺悔。
俄烏戰爭後來到波蘭，停留長達一百八十天，常常獨自從德國一路開車前往；三月時，歐洲還在冬天的尾巴，波蘭到處都是難民，當時沒有慈濟人，該怎麼辦呢？我想起了范師兄，他在的話多好，我的心會比較安；他不在了，我又是外國人，只能一步一步來了。
上人很想幫忙這些無家可歸、惶恐不安的鄉親，做弟子的要想辦法加快腳步，從波蘭華沙、波茲南到盧布林，和很多當地人、NGO組織、留學生碰面、會談。從三月五日在波茲南的第一場發放之後，陸續有歐洲各地的法親抵達支援，我們親手將上人和全球慈濟人的祝福送上，臺灣的愛心也在後面接力，趕工、打包好幾萬條毛毯送到波蘭來。我們的誠意、努力都被看到了。
一場場發放像馬拉松一樣，在波蘭進行了多少場？都記不得了，大家又是抱、又是哭、又是笑，為什麼會笑呢？因為烏克蘭志工說，慈濟人有種神奇的力量，讓悲傷的淚水停下來。
二○一七年，德國慈濟志工范德祿（前右四）、陳樹微（前右五）夫妻，與歐洲慈濟人至義大利中部援助地震受災戶。（攝影／王素真）
我不是第一次見到難民了。
在德國我的住家附近，就有一座難民營，住了很多來自非洲、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國難民，范師兄在的時候，我們常常去關懷。二○一五年，進入歐洲的難民創下新紀錄，歐洲志工輪流接力，在塞爾維亞難民營待了一個多月，為滯留的中東難民發冬衣、煮熱食；即使到了現在，我們還在幫忙當地，世界不平安，難民還是一波一波湧入。
而這一次的俄烏戰爭，幾百萬的難民，幾乎都是女人和小孩，媽媽抱著孩子、拖著行李、倉皇跑出來，戒嚴令禁止十八至六十歲男性公民離境，先生必須去當兵，能再見面嗎？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為國犧牲？不知道……看到他們的擔心、害怕，我也為他們感覺很心痛。
真正改變我的，也是最讓我感到不捨的，是在波蘭盧布林的「小王子兒童臨終關懷中心」，這裏收留的，全是不能自理的烏克蘭病童，他們不是坐輪椅、就是躺在病床上，有的一出生就無法說話，憨憨地笑著。同樣為人母，我真的好心酸，他們的母親，怎麼樣都不放棄這些孩子啊！母愛的偉大，讓我非常感動。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好想回去抱抱我女兒，感恩她，能跟我「鬥嘴鼓」（閩南語「鬥嘴」）。女兒，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媽媽就感到很幸福了，我還要要求什麼呢？
這樣看來，我的命，好像還是不錯的。
從二○一二年范師兄生病後，還陪了我那麼久、做了那麼多慈濟事，才離開人世。
我的孩子大了，也能自力更生了。眼前的烏克蘭婆婆媽媽，他們哪一天才能家庭團圓呢？做愈多、我是愈懺悔。
人世間的緣分，是多麼的難能可貴，我們不能選擇和誰相遇，但是我們可以選擇，珍惜每一次的相遇。
波蘭待了一百八十天，到後來，倒吃甘蔗，我也愈來愈心靜。難民的苦，教會我很多事，難民的笑容，也讓我看見，有愛付出、真美。
活到六十四歲了，人生要翻轉什麼？世間無常，我還剩下多少日子呢？
我只知道，我要把握我能做的每一天。和范師兄再碰面的那一天，我想我會跟他說：「你看，我做的棒不棒？」
